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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331903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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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打下来的江山——谁敢说三道四(转载:孔书生——标题自加)  

2013-04-28 20:2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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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同林:胡风事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上)  

2013-04-28 08:53:53|  分类: 学者理论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发布时间:2013-04-24 11:00 作者:万同林

  

摘 要:胡风事件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提供了标准的运动范式,并在其后数十年间的流变中作为元典与之同构;而对于胡风全面平反的一再推延及淡化处理,则呈现出事件消解的迟滞,表明其主流意识形态解构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这期间,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人格、心态及其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胡风事件 共时性 历时性 主流意识形态 现代知识分子 影响


  分类号:G05[著者标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25-05


  胡风事件的共时性或它的生成


  1954年7月22日,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理事的文艺思想家胡风,通过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向党中央、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在这份报告中,胡风痛陈文艺管理体制的诸种时弊,他把片面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和题材决定论概括为“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认为“30多年以来,新文艺在战斗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一点有生力量,被闷得枯萎了”,“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预言“文艺上将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毛泽东决定把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公开发表,并亲自指示周扬等中宣部领导展开对他的批判。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月24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在大约五百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并在“通知”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同年4月前后,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发表于5月13日《人民日报》,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提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1955年6月将这三批材料编印成书,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再度加写了序言。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公安部逮捕。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胡风人大代表资格。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5人小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副组长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泽东直接过问。胡风同仁陆续被捕。


  1955年6月1日,毛泽东在指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时,致函陆定一:“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做适当的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5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此事。”


  1955年6月3日,陆定一将组织起草的《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呈送毛泽东。其中第5条为各省市委一律成立5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毛泽东在后面批示:“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同时,毛泽东还加写了第6条全文:“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1955年7月,从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发展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两个运动合二为一,中央5人小组扩大为中央10人小组。


  1955年7月14日《中国作协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中说,作协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5月13日第一批材料公布到5月29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反复阅读、座谈两批材料,批判右倾思想。从5月30日召开第一次动员大会开始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展开尖锐的揭发批判和思想交锋,并做了初步排队。6月10日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立即召开第二次动员大会,把运动引到普遍暴露问题的第三阶段。具体做法是:一、认真阅读“材料”,展开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二、反复动员,掌握资料,进行排队,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造成一个强大的围攻局面。三、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尖锐激烈的思想批判,结合个别谈话,促使反革命分子交代问题。四、培养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丰富材料,坚决查清反革命问题。


  毛泽东圈阅这个报告后批示“此件很好”,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各省市委,指示“各单位仿行”。


  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事实上,胡风事件中受株连的人数是无法得到确切统计的。例如,仅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所有的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而胡风本人只认识他的侄子张恩。胡风同仁何满子就说:“朋友中一交谈,几乎所有的家庭、亲友、学生乃至有屁大一点瓜葛的人都遭到了或重或轻的株连;而且辐射开去,受波及的难以统计。”(《我与胡风》)


  从毛泽东对于胡风事件的高度关注程度,尤其是他对同时期有关中央文件所作的批示和按语中显示,在定性胡风及其同仁为“反革命”的背后,隐含着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取向的整体设计和通盘考虑。而胡风被选作祭旗也不是偶然的。胡风理论文本的张力,或者说“三十万言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它!是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构成绝对化的对立,而是在客观实际上所呈现出来的独立表达见解的意志与意向,是其所潜在隐藏的价值判断,已经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构成了威胁和对抗,构成了带有否定性的批判指向。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被视为异端予以整肃。胡风所固守的知识分子人格及其话语权的独立性,恰恰触碰了意识形态取向的中心环节,从而引发直接的冲突(万同林<<殉道者__胡风及其同仁们>>)。


  胡风事件的历时性或它的后续追溯


  批判胡风运动,胡风及其同仁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加以处置发生在1955年。而作为胡风事件,其余波影响则历时久远。


  1955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以十分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据戴知贤《文坛三公案》介绍,《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当时印行了726。9万册。而收录毛泽东对这个批判材料加写“序言”与“按语”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1977年出版时其印行数则远不止于此。由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风与“胡风分子”总是被陪绑于历次批判运动,被强行与50-70年代几乎所有的批判对象为伍。


  例如,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一大批“右派”分子的罪名就是为胡风翻案或宣传胡风思想。


  例如,1967年,张春桥更把胡风事件牵强附会地引入“文革”中的政治斗争:“55年、56年搞肃反结果没有搞多少,有的查出来也不处理,现在才懂得那是陆定一、罗瑞卿领导肃反的,他们本身就是反革命,怎么能行呢?55年、56年反胡风集团也没有搞下去……”


  例如,1971年,《红旗》杂志发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的专文《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文中写到:“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策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以及刘少奇一类骗子,都采用过这种策略。”


  例如,197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的文章《“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比较的结果是:“他们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样,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


  ……


  很显然,胡风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阶层,它被无限放大后甚至进入历次政治运动的核心,至少在话语性质上造成了严重的混淆与混乱。


  胡风事件被无限放大,肇始之端自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他在发动运动、发表批判胡风材料时就曾致信陆定一和周扬:“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至于这“一点文章”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实指,只能指他的斗争哲学和斗争思想。在他的斗争指向当中,隐藏着对于未来意识形态取向的整体设计。其中心主旨,首先和重要的当是取消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折射出:“有许多同志在资产阶级面前精神不振,没有设想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算什么?要灭掉你的。几次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相当多的人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适、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胡风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利用“不断革命论”以求“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话语权,就不能不上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斗争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根据这种思维,毛泽东在给“胡风集团”定性时,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地下王国”,“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按照这种界定,此后所谓“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涵盖的各种“专政对象”,如果进行细化也无非作上述“胡风集团”的分类,与“胡风分子”如出一辙。



来源: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来源日期:2007年第1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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